历史上于都县治所经历了5次变迁,曾建立了三座古城,即古田故城、固院故城和于都古城(今县城老城区)。于都西汉高祖六年建县初始,县治所在古田坪(今贡江镇古田)。南朝陈永定二年(558年)县治所迁大昌村(今梓山镇固院)。隋大业九年(613年),县治所迁回古田坪。唐武德五年(622年)县治所复迁大昌村。贞观五年(631年),因县治被洪水冲塌,县治始迁灌婴旧垒(今县城)。于都县是赣南最早的三个县之一,县城就是随着军事上的占领和防御需要筑的,之后逐发展为全县的政治、经济和文化中心。
于都古城(今县城老城区)是在汉代“灌婴旧垒”的基础上逐步发展完善起来的。灌婴是刘邦的大将,刘邦称帝后,任他为车骑将军,封他为颖阴候。汉高祖五年(前202年),灌婴以使节领兵平定江南,建立豫章郡。是时,百越族在闽称东越,在粤称南越。为防东越南越的侵扰,汉高祖六年(前201年),灌婴在通往闽西北的贡水中游设置等都县,县治所设在零山南面的古田坪,又在梅江与贡水交汇下方的贡江河畔,筑垒驻扎军队,史称“灌婴垒”。灌婴垒扼守在贡江古代军事通道上,属于典型的具有军事意义的城堡,主要功能用来驻扎军队。灌婴垒曾于三国吴嘉禾四年(235年)设南部都尉府,在西晋太康三年(282年),南部都尉改为南康郡至梁承圣元年(552年)间曾几度为郡治所。直到唐朝,军事意义上的城池基本没有改变。唐贞观五年(631年),因县治被洪水冲塌,县治始迁灌婴旧垒,至今有1391年,特别是县衙门(今县政府)选址一直未变。过去有城墙,三面为护城河,清同治间有九街十八巷。现城墙、护城河虽已经消失,但古城环城路和街巷的脉络清晰,地形地势基本可辨。同时,还保留了许多明清建筑。
风水文化对我国古代城市的选址布局产生过很大的影响和作用,用风水文化的理念对城市空间布局,应着重“藏风、得水、聚气”的三大要素,才能使城市的山水、道路、建筑与自然环境协调,达到“天、地、人”三才合一,浑然天成。首先,要充分分析县城的地理形势。据(同治版)《雪都县志》形势志载:山脉自北而南来,水道自东而西注,发祖于宝华,度脉于好峒,耸秀于高岭。固石巩峙,龙障平开,青钓、寒峡拱其东,白云、夜光揖其西,罗岩、尧嶂对其南,此山之形势也。石城迢递,发源远自邻封,会江委蛇,合襟过于丞口,近汇双桥而左绕,别受孟口而右缠,正流曲抱于城南,大气委输于赣壤,此水之形势也。”这基本上说清楚了县城的山水形势。
县治图
于都县古城位于“零山山脉、武夷山余脉、九连山脉”三脉聚会之地,龙势厚重;梅江在龙石嘴注入贡水,二江合襟汇聚形成腰带水环绕古城,按照风水理念,是于都县域范围内县城最佳位置。当今县城为汉代建县的都尉府,唐代以来的县府所在地,完全符合“龙要旺、脉要远、穴要阔、气要大”的选址基本法则;古代风水理念认为城市的“正穴”都是衙门所在地,其方位有天下衙门子午向之说,与儒家的“面南而治天下”思想相吻合;县衙门象征着城市的政脉,是整个城市的山川之主,其城市的山脉水势、河流、道路、建筑都要形成护卫之势,有“执政者位高权重,政令畅通,民心所向之气象”,是风水布局的重中之重。当年风水大师杨救贫对于都县城布局有这么一句话:“东迎真人,西归佛祖,北有山,南出光棍(南朝罗岩)”。这句话的意思,就是北方(玄武)是有零山山脉作靠山,一条厚重的龙脉贯穿县城,有稳固之象;南方是离方,属火,是最活跃的地方;城东建道观,代表道教文化;城西建佛寺,代表佛教文化,这样的布局符合其哲学思想和文化内涵。当今,福田寺已迁城西出水口边(孟口正南有罗田岩(代表儒教文化),东边在入水口要规划道教文化场所(原紫云观迁入),形成“三教合一”的意象,有城市大和谐之兆。今县城二度水口建坝(水电站)关栏,在风水理念上有“蓄财之意”。生佛化书言:“大坝到县前,于都出状元”。有阴阳家言:“县治为龟形,大坝为蛇形,龟蛇合形,水火既济,则地灵人杰,好事晰来。”不管“状元符应”是否应验,但电站大坝为于都县城增添了新的景观,有“水在城中,城在水中”之美景。
形胜图
从古代风水理念可知,县城风水最重要的是衙门和书院。于都县城衙门龙自等山山脉,层峦叠障而来,北门街艮龙过脉,亥龙入首,立壬山丙向兼子午,前朝山层山,奇峰秀出插入云表。右有“古嶂岽”重重环抱作下砂,贡江河水自甲、卯、乙环抱而来,形如偃月眠马,绕县城而过,流归丁、未方而去。自设县至今,商埠繁衍,人文萃会,人口众多,经久不衰,为我省大县之一,此乃地灵人杰不为虚言也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