于都古城（今县城老城区）

　　历史上于都县治所经历了5次变迁，曾建立了三座古城，即古田故城、固院故城和于都古城(今县城老城区)。于都西汉高祖六年建县初始，县治所在古田坪(今贡江镇古田)。南朝陈永定二年(558年)县治所迁大昌村(今梓山镇固院)。隋大业九年(613年)，县治所迁回古田坪。唐武德五年(622年)县治所复迁大昌村。贞观五年(631年)，因县治被洪水冲塌，县治始迁灌婴旧垒(今县城)。于都县是赣南最早的三个县之一，县城就是随着军事上的占领和防御需要筑的，之后逐发展为全县的政治、经济和文化中心。

　　于都古城(今县城老城区)是在汉代“灌婴旧垒”的基础上逐步发展完善起来的。灌婴是刘邦的大将，刘邦称帝后，任他为车骑将军，封他为颖阴候。汉高祖五年(前202年)，灌婴以使节领兵平定江南，建立豫章郡。是时，百越族在闽称东越，在粤称南越。为防东越南越的侵扰，汉高祖六年(前201年)，灌婴在通往闽西北的贡水中游设置等都县，县治所设在零山南面的古田坪，又在梅江与贡水交汇下方的贡江河畔，筑垒驻扎军队，史称“灌婴垒”。灌婴垒扼守在贡江古代军事通道上，属于典型的具有军事意义的城堡，主要功能用来驻扎军队。灌婴垒曾于三国吴嘉禾四年(235年)设南部都尉府，在西晋太康三年(282年)，南部都尉改为南康郡至梁承圣元年(552年)间曾几度为郡治所。直到唐朝，军事意义上的城池基本没有改变。唐贞观五年(631年)，因县治被洪水冲塌，县治始迁灌婴旧垒，至今有1391年，特别是县衙门(今县政府)选址一直未变。过去有城墙，三面为护城河，清同治间有九街十八巷。现城墙、护城河虽已经消失，但古城环城路和街巷的脉络清晰，地形地势基本可辨。同时，还保留了许多明清建筑。

　　风水文化对我国古代城市的选址布局产生过很大的影响和作用，用风水文化的理念对城市空间布局，应着重“藏风、得水、聚气”的三大要素，才能使城市的山水、道路、建筑与自然环境协调，达到“天、地、人”三才合一，浑然天成。首先，要充分分析县城的地理形势。据(同治版)《雪都县志》形势志载：山脉自北而南来，水道自东而西注，发祖于宝华，度脉于好峒，耸秀于高岭。固石巩峙，龙障平开，青钓、寒峡拱其东，白云、夜光揖其西，罗岩、尧嶂对其南，此山之形势也。石城迢递，发源远自邻封，会江委蛇，合襟过于丞口，近汇双桥而左绕，别受孟口而右缠，正流曲抱于城南，大气委输于赣壤，此水之形势也。”这基本上说清楚了县城的山水形势。

　　县治图

　　于都县古城位于“零山山脉、武夷山余脉、九连山脉”三脉聚会之地，龙势厚重;梅江在龙石嘴注入贡水，二江合襟汇聚形成腰带水环绕古城，按照风水理念，是于都县域范围内县城最佳位置。当今县城为汉代建县的都尉府，唐代以来的县府所在地，完全符合“龙要旺、脉要远、穴要阔、气要大”的选址基本法则;古代风水理念认为城市的“正穴”都是衙门所在地，其方位有天下衙门子午向之说，与儒家的“面南而治天下”思想相吻合;县衙门象征着城市的政脉，是整个城市的山川之主，其城市的山脉水势、河流、道路、建筑都要形成护卫之势，有“执政者位高权重，政令畅通，民心所向之气象”，是风水布局的重中之重。当年风水大师杨救贫对于都县城布局有这么一句话：“东迎真人，西归佛祖，北有山，南出光棍(南朝罗岩)”。这句话的意思，就是北方(玄武)是有零山山脉作靠山，一条厚重的龙脉贯穿县城，有稳固之象;南方是离方，属火，是最活跃的地方;城东建道观，代表道教文化;城西建佛寺，代表佛教文化，这样的布局符合其哲学思想和文化内涵。当今，福田寺已迁城西出水口边(孟口正南有罗田岩(代表儒教文化)，东边在入水口要规划道教文化场所(原紫云观迁入)，形成“三教合一”的意象，有城市大和谐之兆。今县城二度水口建坝(水电站)关栏，在风水理念上有“蓄财之意”。生佛化书言：“大坝到县前，于都出状元”。有阴阳家言：“县治为龟形，大坝为蛇形，龟蛇合形，水火既济，则地灵人杰，好事晰来。”不管“状元符应”是否应验，但电站大坝为于都县城增添了新的景观，有“水在城中，城在水中”之美景。

形胜图

　　从古代风水理念可知，县城风水最重要的是衙门和书院。于都县城衙门龙自等山山脉，层峦叠障而来，北门街艮龙过脉，亥龙入首，立壬山丙向兼子午，前朝山层山，奇峰秀出插入云表。右有“古嶂岽”重重环抱作下砂，贡江河水自甲、卯、乙环抱而来，形如偃月眠马，绕县城而过，流归丁、未方而去。自设县至今，商埠繁衍，人文萃会，人口众多，经久不衰，为我省大县之一，此乃地灵人杰不为虚言也。